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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乐体育:“年轻人辛苦不怕但是为什么而辛苦?”

发布时间:2022-06-18 14:09:04 来源:博乐体育官方app 作者:博乐体育官网

  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,只是向上走,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,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……”这是1919年,鲁迅在他的《随感录·四十一》中写下的话。

  一百年过去了。这百年里,每每总有青年困惑于当下,面朝着未来;也总有人向每一代的青年投注着期望的目光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,恰是我们之中,一位关心青年、亲近青年的老师。

  在上月底文化直播间中,我们与在上海的他进行了远程连线,就当下青年的焦虑与困惑、纠结与爱恋,与他交流,一同探讨我们时代的精神与情感。同时,我们也请他分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,请他回顾70年代那难忘的云南河谷山川,进而对比今日中国社会,剖析不同时代青年的境遇与行思。

  在直播中,他谈到,相比于他们当年这代青年“只有一个依据”“关心宏大的事情”,今天的青年面临的更复杂的局面——“文化的维度,甚至文明的维度发生转折了”,而 “我们内心里面的矛盾还是很多”。

  谈及爱情中的矛盾与踟蹰,他非常坦诚地肯定了经济与爱情的紧密关系,但同时也强调“两个人共同学习、相互给光、相互成就的过程”才是爱情中最珍贵的部分。

  他始终对年轻人抱有着温暖的善意和真诚的希望,相信这一代年轻人是“朝向着我们文明的一个新阶段”,相信他们可以“把世界在手里面紧紧地捏着,让自己过得有灵性。”

  从青年用以自嘲的“内卷”“打工人”这些词语中,他看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弹性和力量——“他们不再只把物质作为唯一标准,个体的价值、个人的尊严也是标准。辛苦不怕,但是为什么而辛苦?他们是在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。”

  不同于那些对年轻人“高屋建瓴”的批评,不同于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长者论调,梁老师正是每一个“想做事”的青年可亲、可依、可信的同行挚友。他与我们站在一起,朝向未来。

  凤凰网读书:在新书《梁永安:阅读、游历和爱情》的序言中,您写到当年在云南高黎贡山下村寨做知青的回忆。现在想起当时的知青岁月,脑海中第一个画面是什么?

  梁永安:我是在1973年10月到的那里。那是一个叫做芒合寨的傣族寨子,寨子坐落在怒江大峡谷中,上面就是高黎贡山。高黎贡山很高,那时候天气变暖没有这么厉害,山顶上还有一点雪。它下面是怒江,野性得很,奔腾不息。在怒江边走一走,还可以看满山的山楂树开着花。

  我很有幸看到了一种今天已经很难再见、维系了几千年的古老生活。他们的稻田都不施化肥,一亩地才收200多斤,很少。村寨都是茅草房,很多房屋的外墙是用竹子编的,当地居民穿的服装也都是自己织布、自己做的民族服饰。

  一个是我们自己学会了种菜。真实的种菜很辛苦,你把小菜苗买回来,要浇水,白天不敢浇,太阳照射就把它蒸死了。所以都是晚上在河边月光下提着水一点点给它浇,然后过一段时间它站住了,慢慢地长大。我真正第一口吃到自己种出来的番茄,哇!那个感觉,比什么都好吃,我从这里体会到了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幸福。

  第二点是自然。高黎贡山那么高,一直从青藏高原绵延下来,怒江那么奔涌,沿江的木棉花开起来的时候,好像“哗”地燃烧起来,还有几百年的大茶树,山上跑着各种动物,有熊,有野羊,形形色色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就觉得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,绝对不能活得不自然。所以我不喜欢那种红尘滚滚、追求虚荣的生活,那样会把自己的生命资源都投入到外在的东西上。

  自然有自己的节奏。做为一个热爱自然的人,也要保持住自己的节奏,才能活得真实。自然界没有三六九等,所以我也讨厌人们去攀比、一定要活成人上人,觉得我要比你高我才幸福。

 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过得那么心急火燎,过得那么假?很多人其实太计较了,太讲人和人的竞争、挤压,然后从竞争心、从虚荣心里面去获得相对的快感。

  那东西要不断获得才行,要不然就焦虑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过得非常内卷,处在一种东奔西跑、心灵没有自我支撑的状态。

  在高黎贡山的日子,我也看到了当地农民的各种艰辛。农民们大多没有鞋,冬天里赤着脚,脚上都是裂口和老茧,看起来像老树根一样。冬天里就这么冰凉凉踩到水田里去。村民们自己织的布也不结实,很多妇女喂孩子,衣服上都露着大洞。

  经历过这些,特别是我上大学也用了那么多资源,到后来当老师,去国内国外到处走,能有条件做这些事情,其实用的都是老百姓创造的财富,是他们提供了条件。所以我后来就比较讨厌一个人专门去追求很豪华的生活。

  一个当代知识分子,就是要努力保障老百姓可以通过劳动获得他应得的生活,反对一切的不公,去给这个社会发展添动力。

  梁永安:有些人追求一流的专业能力,这个是非常好的,但有些人追求的是上流的生活,会让人把路越走越窄。因为金字塔也是越往上越窄了,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功利化。

  如果你只从过上上流生活的角度看事情,那么很多事你是不会做的,因为对你没好处。比如说我们国家西部有很多资源,有很多民族文化,有很多历史遗迹,它们都可以转化成一种文化、艺术的创作,都值得学生物学、地质学的人们去做研究。

  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西部、去乡村?为什么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?我们总觉得那样的事情对于自己而言,付出又多,也不见得有什么可见的回报。因此在人生大的选择上,就会出现扎堆、内卷的情况,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跑,很多急需的部分没人去做。

  其实如果你有一种大众的、平民的生活态度,你就会感受到一种人间的温暖。我在西部的时候,不管在西藏、新疆、云南还是四川,接触到很多非常温馨的人,他们非常朴实,对人很真诚。

  看起来他们从历史上继承了很多好的文化品格,同时又接受了现代生活带来的一些新东西,所以他们也不保守。比如说我在康定的时候,大渡河穿城而过,我坐在桥头,两个老妈妈一看就是藏族,我跟她们聊起来,她们的眼神很单纯,问你从哪里来,说起些家常话,特别亲切,没有那种人和人之间的防备、警惕、距离。在川西泸沽湖附近的高原草场上,有个藏族小伙子让我印象很深,我们问他,你看丁真那么火,你羡慕不羡慕?那个小伙子很帅,他说我一点儿也不羡慕,我们说为什么不羡慕?他说丁线.“今天年轻人他心有不甘”

  凤凰网读书:您常年在高校里面,跟学生们打交道,同时您也做B站、做播客,跟年轻人进行交流。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,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质是什么?

  梁永安:我是在文革的时候上的小学,然后经历了下乡插队。国家经历那么大的历史变化,我是切身体会到的。那个变化不是说我们选择什么职业,而是我们都有共同的命运,比如说全国的知识青年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。

  我们这代人的青年时代,工业化还在发展,水平还很低,城市化水平也很低。中国在1978年的时候,全国还只有19%的城市人口,所以整个社会还有一些传统的特点。

  我们那一代,年轻的时候确实比较关心,比如说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宏大价值,在个人方面属于无我状态,渴望把自己奉献给民族、国家。大家慷慨激昂,可以一起唱非常红色又非常青春的歌曲,对吃、穿没有要求,也不在乎生活中的艰苦。

  后来的年轻人,我觉得尤其是从95后开始,他们成长的时代,国家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:一方面是物质喷泉,出现了很多新东西——互联网、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、形形色色的文化潮流、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影响,其实是文化的维度,甚至文明的维度发生转折了。

  所以新的年轻人,我觉得他们更有知识,所谓“有知识”也不光是指上大学受教育,更多是无形中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所带来的关于世界的知识、关于全人类的各种不同活法的知识,还有图书、电影、电视……方方面面的大量信息,这是非常多元化的过程。

  而这不仅是社会的多元化,也是个人内在的多元化。这个内在的多元化,当然现在还没变成宽容,我们内心里面的矛盾还很多,因为没有确切依据了,不像以前我们只有一个依据。现在是这边说的有道理,那边说的也有道理。

  在这种生活里面,可以说那种统一的、大家可以共同表述出来的潮流和精神,还是比以前要少得多了。但是因为知识、信息丰富,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生活也比较具体,因为大家都在某种分工里边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知识经济、高科技等等,我们都是在这个无限分工的切分中,打造自己的一份生活。这是科层制社会中“合理化”——在社会的链条里面,我们有一个空间站位,有一个可以自我辨认的身份。

  所以我们说现代社会中的人,更加具有“工具人”的特点,不问“上面”的价值,也不问“下面”的价值。

  但也有好的方面,就是我们有了比以前高得多的专业性,在专业性里面形成了什么呢?就是平等精神。一旦有分工了,人和人的关系,就不再是那种垂直的,像农业社会一样,靠一个从上往下贯通的权力让大家来服从就行。今天的社会因为是分工的、专业化的,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,都有别人不可替代的知识和技术。越是这样的人,他就越能站得住。人和人互相之间依靠交换市场来彼此建立起新的契约,这种平等符合我们说的现代社会的“新连接”,这也是今天社会的基础。

 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代人也是“基础性”的一代,再往上发展就会出现新的连接、新的公共空间,出现彼此之间的各种可能性,包括各种志愿者团体、各种中间组织……到时候,它们的力量就会一点点放大,新的责任感、公共价值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。

  凤凰网读书:在您的新书中,也看到了您对一些“热词”的回应,比如您认为,年轻人总说摸鱼、社畜、打工人,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认同上遇到了问题。他们提出这些词,是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,而是想要探寻生命更多的价值和意义。

  梁永安:这些词,你看着都像简单口语,实际上不简单。像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,它所使用的是“单向度的人”“工具理性”这些词来形容现代社会的人与工作。但是我们年轻人用的词语有非常贴切的生存感,其实意思是一样的,这里面有一种批判意识。

  因为年轻人衡量生活的标准不一样了,他们不再只把物质作为唯一标准,个体的价值、个人的尊严也是标准。辛苦不怕,但是为什么而辛苦?他们是在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。不像以往,1978年以后,特别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改革,跑出来到深圳或者广州打工的人,他们当时听到星期六、星期天要加班是很高兴的,因为这样工资会多一点,他们想的是把钱都汇回家里去。

  那一代人哺育出来的下一代,包括今天的年轻人,就理所当然是精神进化了,对生命的理解也变化了,不仅仅是要挣钱。其实我十几年前就看到深圳出现这种变化,那些90后去打工的时候,叫他们加班,给他加工资,他们都拒绝:我要坚持我的自由时间。

  今天的年轻人作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,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要寻找一种共鸣,寻找一种集体反思,所以这时候就用“打工人”“社畜”这些话语来自我表达。

 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,就是他们这种成长能力、自嘲能力。这个很重要,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了,像个鸵鸟,明明很苦却说不苦,然后用麻痹的方式认命。像美国一些小说,比如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里面那些黑奴,他们顺从主人,然后自己把这种顺从化为一种美德,好像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劳动者。后来的小说都批判这种意识。我觉得今天年轻人他心有不甘,有一种生活的向往。他已经种下来特别多种子,有待生长出来。但是过度紧迫的时间,过度加重的负担,会把这些种子压抑住。

  种子只有发芽展开之后,人才能知道自己喜欢哪一颗,种子才会变成自己的生活。在它没有展开的时候,就会有个“意义空洞”,这时候人就觉得不可承受,用小说的话来说就“不可承受之轻”。所以就会有,比如最近的“王心凌热”。

  这一代中年人,他们也是从90年代、从2000年过来的。他们伴随国家走过这一段,自己内心深处有很多没释放出来的东西,这时候一看,当年伴随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忽然又出现了,一看还是那么活泼,还是那么有魅力,就忽然感觉自己也被唤醒了,觉得岁月好像又跑回来了。

  凤凰网读书:您之前说过,青年人有普遍的焦虑,包括价值的坠落感和空白感,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,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在爱情上。

  梁永安:这个是必然的。我们时代面对14亿多人的一个大转型,这个力量是非常磅礴的。而作为个体,我们能做到的东西很有限,很难去决定或者改变什么。但是要建立起一个有真正爱情的生活,这个倒是有可能的,就像美国诗人狄金森,她写的——要营造一片草原,只要有一只蜜蜂就可以,假如没有风,那有三叶草也行,或者有一份情感就行。

  爱情是讲真假的。我们一生在学习得失,从幼儿园开始,能不能得到小红花、能不能受到老师的奖励,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来做我们的条件反射、做取舍。其实我们都在得失中长大,在应试教育中不断地上升。

  但是爱情不一样,它很难用得失来衡量。在我们往往遵循的那个逻辑里,最大的“得”可能在爱情里面是最大的“失”。因为你可能会用追求地位、财富时那种功利性的量化标准,替代对一个人的衡量。用得失来计算的话,往往就会出现一个问题,就是你得到的都是生活的条件,你失去的是生活本身。

  爱情会强调真假,这里的真,是你的真心,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追求,是你对人的生命根本价值的判断。有了这个“真”你才会知道,世界无论怎么变化,其实人是最重要的。凤凰网读书:你说过如果想要收获一份特别美好的爱情,就要先做好永远单身的准备。这一点怎么理解?

  梁永安:单身,它从新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“迅速增长”的生活方式。从日本来说,单身家庭在所有家庭类型中也占据了30%以上的比例了。美国单身立户的家庭,在数量上,仅次有婚无子的家庭,并且高于核心家庭。

  我们的感情生活,主流的方式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一起,最后油盐柴米、生儿育女。第二种比如说同性相爱,我们这个时代也能看到,大家也见怪不怪。第三种就是自己和自己,爱情在心里,我对这个世界有一份对爱情的理解,也渴望能相遇,但没遇上也没关系,我就一生带着这份心里的恋人一直生活,保持住这种品格。

  这三种类型,在我们今天世界上,都是存在的、合理的。如果你自己认定,我这辈子只能像第一种类型那样生活,那你的恋爱实际上就不是恋爱,而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你没办法一个人,所以你只能去找个人结婚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  爱情本来是自然感情,一旦把它变成问题,你的整个思路、整个状态都不一样,因为你是首先认定的是:我必须结婚,不结婚不行。这样一来,很多东西就倒过来,逼迫你去做加减法。

  你22岁想的爱情,跟25岁想的就不一样,到30岁,想得就更不一样了。逐渐逐渐,随着现实因素的不断加大,自己内心里非常热烈的东西,一点点的熄灭了。

  但是这个世界上,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在20岁到30岁之间去恋爱、结婚。有的人,他的相遇可能在三十多岁,甚至四十多岁。人生里面特别美好的相遇可能在后面。

  这个世界上可以去爱的东西很多。比如说我很喜欢摄影,我跟摄像机就建立起一个亲密伙伴关系。它跟着我走世界,我现在手里也存下来十几万张照片。比如说我在日本三年,就拍了25000张,看到它们的时候,我会想起当时的情景、心情、遇到的人、见到的天地。这时候,我对这个相机的感情会很深,因为它跟我一起披星戴月,走过了阴晴风雨。我也为它下了不少力气,去琢磨怎么拍、怎么弄。这个时候我是不空虚的。

  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总是急乎乎、惊惊惶惶,落不下心来,总是想着什么时候找到女朋友,什么时候找到男朋友,一天天唉声叹气,生活就会变得一团乱麻。只有把自己冷静下来,真的感到一辈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能活得很丰富,那才是真的单身生活。这样到后面你反而可能就会遇到跟你气息相同的人,或许他(她)也走在一个建设性、创造性的路上,你们两个人彼此能够欣赏,而不是一个有求于另一个。

  我认识一些人,他们就一个人行走过很多地方,自己做音乐、画画……凡是这样的人,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支撑,但是它背后的含义是独立。凤凰网读书:有些人之所以单身,没有进入婚姻,其实是害怕自己阶层坠落。您是否也认为很多爱情问题,其实是经济问题?

  梁永安:基本上是。我们不能说一谈经济就庸俗,我觉得不是这样。19世纪的时候,一个女孩子判断一个绅士的时候,也很注重他的财富,当然也注重他的专业、职位,这些都代表着他的身份。

  包括简·奥斯丁,包括勃朗特姐妹,她们所写的作品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,就是一方面非常注重男性的品质,看他内心是否高贵,是否有创造力、有坚韧精神;另外一方面,如果你既然有这么好的品质,那你的创富能力也不应该差,外化出来就是两个东西,一个是你挣到的钱,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社会阶级。

  比如说当时欧洲的习俗是要在结婚的时候送给对方一个钻戒。光这个钻戒就够一个男性忙五六年的。而且女性坚持要钻戒,因为拿到钻戒意味着稳定——你如果要想离开我,想另外结个婚,再去挣个钻戒,那就很不容易了。

  因此那时候很多男性,都是到了三十五六岁才结婚。欧洲有男性晚婚传统,尤其是从中世纪以来,它的财产继承制度和中国不一样,长子可以继承大部分财产,但其他儿子们,只能拿到一小份钱,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,所以他要积累这笔财产,要打拼很多年。

  但是在中国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今天某种意义上,我们还在延续着传统农业社会那种早婚的意识。在我们的时间表上,一个人二十五六岁,就是结婚的黄金年龄,再往后走好像就已经进入危机状态了。在这个时间段,一个女性如果要找一个跟自己年龄能对上,财富还要达到一定标准的中国男性,就太难了。

  我们现在是中产化的第一代,起步的第一代。这个时候,社会的差距还是很大,我们都怕掉下去。我们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在社会总体上,处于一个还可以的位置,有比较体面的生活。

  如果说一个女孩的要求,是找一个大富翁,那我觉得完全不可理解,这样你就把自己吊起来了。但是如果说你希望自己能够找一个爱人,两人能够生活在中产水平,那我觉得倒不见得有什么奇怪。

  但同时,我们快速变化的社会,跟日本、美国这些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相比,其实还是富于激情的。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庞大的底层,还有那么大的差距,所以人还是很有一种动力要去往前发展,获得自己的空间。

  这里面有很不一样的精神释放,有一种面向未来的热情。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会建立一种在精神层面上相信未来的爱情,经历两个人共同学习、相互给光、相互成就的过程。这样的爱情是特别珍贵的。

  梁永安:对。因为刚进入社会,赤手空拳,要重新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。这个时候,怎么认识自己,怎么认识社会,怎么对接那些跟校园里完全不同的、新的人群,在这其中又应该参照那些人、学习哪些人,到底怎么选择。

  “蘑菇时期”,一方面是我们被重视的程度还比较低,像个角落里面默默生长的小蘑菇。另外一个方面,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选择还不太清楚。在“蘑菇时期”,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重要的问题:为了面对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,我们选择长出哪一部分?放弃哪一部分?

  你可以为了适应环境,为了跟别人搞好关系,自己违心去做些事情、说些话,这可能让您能暂时获得一种“顺流而下”的顺利。但如果你自己一直这样的话,将来你会觉得在内心里没有真正活过。

  “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”,其实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不要退让,不要把自己变成变色龙,就承认自己是个“小蘑菇”,但是是在真实地成长。

  我觉得“蘑菇期”是人一生最大的考验期。人的放弃是有惯性的,一次放弃,你后面就会习惯性放弃。那这辈子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小风车,来什么风就怎么转,空掉了。

  现代社会,我们有个概念叫“自发的现代性”。我们在封建社会讲天长地久,在现代主义阶段,我们讲维新,讲面对世界时独立的价值,自由的精神。所以艺术家用一种亚文化的方式来对抗当时庸俗的大众文化。

  但在后现代时期、目前的全球化阶段,世界充满了变数和风险,充满流动性和突然性,就像我们今天遇到的疫情。所以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变化,很难判断他会有什么样的未来。

  社会在变化的时候,只有两个东西贴近你。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相爱,是否能创造出一种属于两个人的生活、两个人独有的小世界。在一个漂流的世界里,这是可以支撑你们的东西。

  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现实主义原则和这个世界打交道,按照自己的生活策略,不断地让自己利益最大化,或者是获得一种相对的安稳舒适。在小说《革命之路》里边,就讲了50年代美国两个非常优秀的青年。二战之后,年轻人都觉得社会是天堂,没有什么可改的。所以50年代大学里边,如果一个年轻人说我要做个改革家,大家都笑他。这跟60年代的氛围完全不一样。但在《革命之路》里边,两个年轻人,他们都觉得自己很独特,不愿意跟别人过成一样,所以彼此欣赏。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不确定性。相遇的时候,主角爱波问男主角,你是干什么的?男主角弗兰克说自己是一个码头上扛包的。那爱波就说,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问你到底想要什么生活。

  然后弗兰克就回答说,我如果能够说清楚的话,我们两个谈半小时就互相忍受不住了。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能确定,那么这个生活肯定是格式化的,是人云亦云的,是自己也说不清的。实际上爱波就特别欣赏他这一点,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,喜欢他这种自由感、不确定性。

  但是这算是最艰险的一条路。因为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从无到有,你要凿空,你要去创造,这个是最难的事情。

  他们俩要走的路,不是说我们今天搞个小创意、做一件有意思的事、裤子上剪个洞这么容易。他们两个想创造一种说不清楚的生活。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。爱波她也不满意弗兰克天天在公司里边,弗兰克自己其实也不太满意,但是后来因为他有个工作干得很好,公司发现他有才华,给了他一个不错的职位。因为个现实的肯定,他马上就归依现实。爱波就很绝望,最后自己流产大出血去世了。她去世之后,弗兰克一下子发现自己在世上唯一的爱人就是她。

  这个小说写得蛮复杂,各种悲剧交叉,其中爱波也看不到弗兰克他表现出来的才能。因为他是在计算机公司,属于站在信息时代的前沿,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创造。虽然在公司的科层制里他像是一个被现实吞进去的人,但其实对于后来的信息社会,他是一个先走了一点儿的人。但两个人互相看不到对方的特点,这是很沉痛的。

  如果我们假设爱波活了下来了,也许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创造出某种独特的生活,这个生活不仅仅是属于两个人的,它对社会也有很大的贡献,让这个社会看到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;看到两个人相爱的时候,原来可以释放出来这么大的创造力。

  凤凰网读书:最近是毕业季。今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,这两年也一直有互联网大厂在裁员。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应对内心的不安和外部的不确定?

  梁永安:前年我们的研究生毕业,就业压力就很大。当时有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说,这届学生的压力最大,但其实他们最后会明白,在十年的范围里面,从前年开始算,他们是最轻松的一年。因为整个世界现在有点“极化”,方方面面不太一样了,年轻人面临的形势要复杂一些。

  我总觉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和父母一代要齐心协力。在这个比质量的时代,我们要着眼于未来五年、十年。中国社会的需求,很大一部分已经转移到原创性、创意内容的输出方面。

  为什么我非常强调代际?父母们现在想的几乎都是给孩子一两百万付首付。但现在最好的投入产出比,其实是给孩子一个探索空间。让他在这个时代,有一些对自己的了解,多一些跨文化的体验。

  我一直提倡一个新观念:一定要鼓励孩子啃老,至少啃三年。我在西藏碰到的年轻人,他们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工作,跑到那儿跟牧民各种跨文化交流,体会自己到底热爱什么,能做什么。

  一个人一辈子不能糊涂,要知道自己的上限和下限在哪里。自己的专业上限就是我的能力,我的创造力能达到什么程度;下限就是我的良知,我自己的价值基点在哪里。

  我们今天新一代青年,“安身”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如果要尽早向“立命”去发展,父母应该给到更好的支持。现在,父母往往都希望孩子赶快去考公务员,找个铁饭碗,这还是农业社会的惯性。那将来怎么办呢?会不会在社会的发展面前手足无措?拿不出自己的竞争力?

  不管怎么说,今天的青年如果只是小打小算,会越来越焦虑。父母也应该根据自己经历的时代沧桑,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孩子:这个社会曾经发生了多少变化,什么人后来跟不上,什么人在时代里能获得自己的新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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